《泰興縣志》史上 一兩點爭執的問題探討

 

    “濟川鎮”這一名詞，是一個鎮治名，是隨當時的政治體制的改革而存在的，好比現在的姜堰原為“泰縣”縣治所在地，它是一個縣名，它不好單獨稱“泰”，一定要連著“縣”，使用“泰縣”，當撤縣建市后，你能在姜堰市的版圖上找出一個“泰縣”的具體位置吧？只好在史書上記載在某某地方，曾經設過這一行政體制。濟川鎮也是這樣，你能在泰興版圖上找出一個不帶行政等級“濟川”這一地名吧？它和柴墟不一樣。柴墟既是一個地名又是一個行政等級“鎮”名，稱“柴墟”或“柴墟鎮”都可以，她是不因當時的行政體制變動而有變動的。不過，隨著歷史演變而分別“今名”“古名”罷了，濟川鎮就不能。因為她是一個行政等級名，她所在的地名是“延陵”。所以，任何史書上，不論《縣志》、《州志》，甚至皇帝御定的《太平寰宇記》凡涉及這段記載的都是“濟川鎮”。就因為她不是一個地名，而是一個行政體制專用名，在若干年后，就留給后人必要“摸清楚”在什么地方，使用過這一行政區劃名。因此，就產生出探討濟川鎮的位置究竟在哪里？

    關于濟川鎮的位置，《縣志》上就提出三處：1、泰州南門外運河壩；2、龍窩口略北；3、泰興城內鼓樓街。現在我們就用幾何反證法一一淘汰，得出哪一個是真實的位置。

    1、如在“泰州南門外運河壩”，那一定出泰州城就是泰興縣了，更不用說寺巷口以北，都應屬于泰興。則就要問：什么時候泰興縣治遷出，遷往何處？這寺巷口以北大片土地何時退歸泰州，退至刁鋪呢？沒有記載，像這樣的大事，不可能沒有記載的。不但本縣各個時期的《縣志》沒有記載，聯同有關的史志資料如《康熙維揚志》、《雍正泰州志》都沒有，那就根本沒有這回事。總不會得一個縣治，孤零零地“登”在人家土地中間，相隔十來公里才是自己的轄區，那處理縣務也不方便，真所謂“遙控指揮”。然則何時遷出人家的“包圍圈”呢？沒有記載。各種史志都記：“割原海陵縣南部濟川鎮等五鄉為泰興縣”(見《南唐烈祖記》)，所說“南部”不就是“南門外運河壩”，再次，“濟川鎮等五鄉”一定是和濟川鎮毗鄰的一大片土地，所以說這條記載根本不存在。

    2、在龍窩口略北，龍窩口是柴墟(今口岸)鎮的范圍內，說不定是柴墟鎮下屬一個村，如說這里說是濟川鎮，那好，濟川鎮與柴墟僅隔一公里左右，就等于一個地方，那么史學家就不需要百十年來爭論不休。還是創治于柴墟，還是創治于濟川鎮？說誰都行，因為同是一個地方。然則《縣志》又記：“乾德二年(公元964年)遷治柴墟”，又何必大書特書，是多余的了。就如當前的泰興鎮人民政府，原設在前熊家巷，近來遷到國慶西路一樣，在本轄區遷移是正常的事，那又何必慎重其事呢，則就否定這一點也不存在。

    以上否定的兩點，也幫它找出錯誤的根源，同出于《雍正泰州志》，不過出自兩人之手，所以，有兩點不同的錯誤。

    《雍正泰州志》中記：“州治南運河壩起，三十里而至廟灣，又二十里至濟川鎮，賈舶商帆多由此入”，泰興修《縣志》的老先生，大概家中有什么急事，即需趕回僅看到一個“影子”“州治南運河壩……”接著就看“走”到下一行“……濟川鎮……”去了。因此，就得出濟川鎮在“泰州南門外運河壩”了；第二位老先生同樣看到這條史料，他卻比前一位認真負責得多，由資料中注的里程30+20得出龍窩口略北(實際就是龍窩口，因為古人記的成數)，可他卻犯了固執不通、不加分析的毛病。濟川鎮怎樣變成“賈舶商帆多由此入”的水陸碼頭呢？庶不知古人記載，往往以該縣的創治所代指該縣呀，這也是古人所指的“濟川鎮即五鄉之統稱”代指“泰興縣”。

     由以上的錯誤，所以建議：為史官者，每當得出某一定論之前，應慎之又慎，切不可遺害后學，糾纏和考證了百十年。

    3、以上兩點均一一加以否定，那就是在“泰興城內鼓樓街”了，可是我們也以史料來證明。

     《縣志》記有：“延令村今縣治，其西南鎮安街古濟川鎮也”，我們剖析一下，“今”是指修《縣志》那一年，即光緒十二年(公元1886年)，“縣治”指縣治所所在地，即后來的縣政府，今之市政府所在地。因為，靖康之難(公元1127年)金兵南下，把原來的鎮治所也就是設縣后的縣治所，燒毀一空，到紹興初年(公元1131年)縣治由柴墟遷回，無“登身”之地，則就“復治延令”直至現在縣政府、市政府，一直沒有動過，由此說明目前的市政府所在地即古時的延令村，她的西南鎮安街就是“古濟川鎮”了。由這一條歷史記載，給后人解開了不少的“疑團”。

    首先說明：延令村或延令和濟川鎮是兩個地方。濟川鎮是延陵鎮后改的鎮治名，則延令與延陵也就是兩個地點，決不能混同的。其次，也可看出延令村與濟川鎮的關系。“延令”是濟川鎮下屬的一個村，在紹興初年設縣治所之前，是不見于史載的。

     根據這條歷史記載，我們只要把鎮安街的具體位置確定下來，問題也就解決了。《縣志》另有一條“鎮安橋舊譙樓今廢”，則就更加問題明朗化了。“譙樓”即鼓樓，鼓樓原建在鼓樓橋，則鎮安橋就是鼓樓橋，鎮安街也就是鼓樓街了。原來，唐初鎮安將軍尉遲恭駐軍過濟川鎮，傍駐點（指揮司）橋上建了望臺（故址在鼓樓商場斜對面中國信合門口略北、鼓樓東路上偏南側）設更鼓于上以報曉。設縣后，指揮所改為縣治所在地，仍沿用鼓樓報曉，明中葉拆除。所以，《縣志》稱“今廢”。后人為了紀念尉遲恭對泰興人民的貢獻，就把這一段街東起迎祥口西止三井頭命名“鎮安街”，建有譙樓的橋稱“鎮安橋”，附近的南北小巷即最后的團結巷稱“鎮安里”，而民間因“鼓樓”即喊出“鼓樓街”、“鼓樓橋”了。所以，《宣統縣志》（又稱《光緒縣志（續）》）說：“濟川鎮在縣城內，尚有濟川橋（今民主橋）、濟川街（今民主橋以東止于三井頭）此可以為證”，再者，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155年）小西門命名“通濟門”，如濟川鎮在上述兩個位置，由小西門去，那真應著泰興民間俗語“小西門上黃橋大兜圈子嗎？”即使抗日戰爭前北門一角設為“通濟鎮”也是指通向鼓樓街的“濟川鎮”呀。因此，濟川鎮的真實位置是泰興城內鼓樓街。如問泰州市區也有“濟川路”，她是因為明初為了溝通兩泰漕運由泰興小西門中通長江由龍窩口向北至泰州南門外名濟川河，也就是《雍正泰州志》上所說的“州治南運河壩”的運河而得名的。這與誤傳濟川鎮在“泰州南門外”無因果關系的。嚴格地講，濟川河也正因為始發地是濟川鎮的小西門而得名，這一可能性很大。